中国汽车企业从无到有，从新产品诞生到轿车进入普通家庭，中国汽车行业已经走过了60年的风风雨雨，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各种行业及惠民政策，带给我们更加便利的生活条件。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梦想，这个梦想或大或小，或遥远或渺茫，唯一不变的是心中的信念，一代代汽车人用心中的那份坚持守着心中不变的汽车梦......

　　贾新光，1951年生人，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后到山西插队，在插队期间做过农民、工人，也当过机关干部，1974年山西大学毕业后，阴差阳错进入汽车行业，在北京汽车工作16年，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发展公司首席分析师。

　　谈观点在日常工作中，一定要有论点论证积累，材料素材，有些数据要细心收集。最重要的是分析要独道，跟别人不能一样，但并不是成心的标新立异。

　　老技术过去老北汽，表面不平整，拿腻子找平，一辆车上要打10公斤的腻子，最后喷上漆，但汽车开动震着震着漆就掉了。

　　结怨 1998年，编制汽车工业九五规划，纪委认为轿车不会发展很快，我当时提出03-04出现暴发性增长，由此跟国家纪委发生过争执。

　　1974年，我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选择学习中文系纯粹是个人爱好，因为从小就喜欢自己写点东西，当时想着继续培养写作这个兴趣爱好。所以当时就本着对中文写作的热爱，选择了中文专业。大学毕业，当时自己很想进文化单位，但70年代的时候，文化单位要求很严，而且需要面貌政审。后来把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一共两个人分配到了省委党校，但因为一些原因吧，最终我还是把关系办回了北京，因此在时间上就耽误了四个月。关系办回到北京，就面临着在北京找工作的问题。北京人事局说可以去北京市体委，我当时是抱着当作家的梦想去的，搞体育跟理想差距太远，我就放弃进北京市体委的机会，开始自己找工作，70年代找工作跟现在不一样，每个单位招工都涉及到名额指标，一个局一个单位的找，后来也是托了关系，进入了当时的北京汽车公司。

　　初到北汽，由于专业不对口，就把我分配到了学大庆办公室，70年代很流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因为在山西插队、也在工厂和县委都做过工作，所以日常的工作比如写一些材料还是能应付的，不是很困难的事。进入北汽以来，面对专业的汽车行业，熟悉需要一定的过程，但是在这个期间，我是一直想做作家的，这个想法一直没有泯灭。70年代末投稿的渠道很少，像人民文学、收获、十月杂志，所以当时我也跟着千军万马一起，挤过独木桥，发表过一两篇文章。

　　刚进北汽在学大庆办公室，那会同事也投稿，我的字写的还是比较好的，同事就让我帮他抄稿，这样能提高刊登的概率，刚开始我还帮着他抄，后来我说我不干了，我自己写都够苦的了，现在还帮着你。回忆起当时，那种条件，跟现在真的没法比，现在的科技太发达了。

　　80年代初中央任总时，中央有指示，北京是首都主要就是搞好中央的服务工作，不要发展污染大的工业。对于首都该不该发展汽车工业的问题，在其做观点认证期间北汽徘徊过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也是我最清闲的时候，日常也没有什么工作安排，北京汽车未来发展与否都是未知数。到了80年代末，我们学大庆办公室合并到了经理办公室。有个院校发表了一篇论文，《北京市发展汽车工业适宜度最高》，基础条件、技术条件、人员条件、产品，当时在全国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北汽南汽一汽，的都没起来，自已开发产品，最终决定要发展，当时没有钱，没有投资，投资体制改革都废了很大的劲。就在中间这段空闲时间，每天都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做了一段忠诚的金庸铁杆粉丝。怀着作家梦的我，完全融入了金庸小说的故事情节里，也想体验一下飞檐走壁的感觉。

　　人生转折点：在40岁的时候，是我的人生转折点，40岁那年，发生了一件改变我个人生的事。去岳父家，人在外边钥匙不小心撞到了门里，跳窗户进去，把腿给摔折了。当时正是看金庸小说的疯狂时期，想着小说里的人物飞檐走壁，却不想现实如此残酷。当时大腿是骨折了三节，第一次手术不成功，第二次将腿打折重新接。现在腿里边还有钢钉，没拿出来，有时候走路还是不利索，当时是卧床休息了一年多的时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想了很多，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我已经40岁了，许多想法跟年轻轻狂时候，就不一样了，我想的更多的是，我究竟以后干点什么。对于自己过去一直抱的文学梦，如今只能依依不舍的放弃了，那会连在鸡蛋上画画都想过，毕竟要养家嘛，残疾人能干的活，当时都想过。后来觉得自己的想法不靠谱，还是得做汽车行业，毕竟在汽车行业里已经奋斗了十几年了，这个时候放弃确实有点太可惜了。当时在学大庆办公室，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第一就是各厂串联，联谊工作，第二、跟全国的汽车厂关系都是比较好的，对汽车工业发展过程，以及生产的所有环节都是比较熟悉的。对于企业的管理和办公室的业务方面，我们日常跟同事接触，经过十几年的积淀，最终我还是决定放弃一直憧憬的文学梦想，从事有关汽车方面的工作。

　　1978年，我国全国汽车产量14500辆，相当于现在两个小时的汽车产量。那个年代，工艺比较落后，大多数的车间还靠敲敲打打。像上海汽车，在老上汽一万多米的厂房里，几千个工人在那敲敲打打做汽车。红旗轿车的总产量还不到2000辆，老上海的公务车当时只有5000辆。大家都知道，当时北汽生产的212风靡一时，本来是军用指挥车，后因当时居民乘用车很少，所以212成为大量的基层干部乘用车。由于当时技术水平很差，江淮汽车的脚踏板下面从里往外锈石，工艺处理的不太好，老上海汽车成片掉漆。过去老北汽，表面不平整，拿腻子找平，一辆车上要打10公斤的腻子，最后喷上漆，但汽车开动震着震着漆就掉了。过去的汽车渗漏问题，非常的严重，停车场停了一夜之后，地下都是油星，新的合资车以有自主品牌轿车，就没有这个现象。

　　80年代，美国第一次与中国谈合作项目，这个项目一共谈了五年的时间。在合作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比如经济管理体制。以前很多事情都由国家来管，但是出问题的同时，都无法妥善的解决。当时影响力比较大的吉普风波，其实说白了就是外汇问题，由于当时我国外汇储备量很少，需要外汇来支付进口的零部件，现在看来是很小的事情，但在当时吉普险些因此而停产。吉普公司与美国合作，给后来企业与国外合作创造了条件，谈判的技巧，怎么做合资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78年，第一次听说跟通用谈合资的时候，给我留的印象很深。当时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跟你们资本主义一起过日子呢，合资就好比两个人结婚，把钱包放在一块一起经营，多新鲜啊”。但没想到马上就批准了，对当时中国的局势分析的很透彻，也是一次大胆的合作，但我们现在的结果证实了当时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1994年，北京市政协安排在我们公司一个课题，公司把这个课题交给了我，后来公司开座谈会，大家一起讨论课题，但由于信息闭塞非常不发达，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最终无果而终。通过去图书馆查阅搜集各种资料，完成了这个课题。

　　以北京市政协主席王军，王大明为首的40多人专家听证团，对我的报告给了很高的评价。在庆功宴上，王大明问这是谁做的课题，很好。公司经理当时对此有很高的敏感度，就说是他自己做的。领导的做法可以理解，怕我的能力被上面注意，公司经理只是想留住我，但是当时就是自己的感觉非屈，自己辛苦研究的课题，最后一切都被埋没了。后来我就想，如果继续留在这，可能一辈子就这样了，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这时就已经产生离开的想法了。

　　选择离开北汽：在1991年时，就一直与中国汽车市场杂志，有过接触联系，杂志每期都会刊登我的文章。有了离职的想法，就开始准备换工作，因为中国汽车市场杂志总部在香港，也没有改革开放，家人质疑这会不会是特务机关。当时的待遇，北京汽车公司的工资在当时北京市属于是最高的，我当时的职务是副处级，如果真辞职去外面，这个职务肯定会被社会不认可。面对选择，其实我也可以选择继续呆在北汽，但我还是决定要出去继续努力拼搏。

　　离开北汽之后，汽车行业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日常的工作活动范围就比较大了。约稿的人越来越多，差不多一个星期，就会刊登一篇论证性的文章。当时我是在中国汽车市场杂志做编辑部主任，后来就到了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发展公司，两年之后，公司领导跟我商量，想让我做总工程师。因为当时公司已经有了一个总工程师，另外我也不是做工程技术类项目，那会已经有了证券分析机构，我就说，干脆我当分析师算了。就这样，我半开完笑的做了这个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公司的首席分析师，这个职位当时很尴尬，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当时在社会上也是很难服众。

　　作为汽车工业分析师，实际上就是分析市场形势和解读政策。政策官员日常没有过多的时间，跟媒体交涉，对于一些新政策，需要对行业比较熟悉的人来解读分析。同时对于企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