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四百余年前，有一尊巨大巍峨的庄严佛像坐落在山西太原寺底村西北的山间，吸引无数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百姓僧侣前来虔诚膜拜，向它倾诉内心心愿，祈求它保佑自己实现渴望，实现心灵的寄托。

　　在那个战火纷飞、世道混乱、朝不保夕的时代里能寻到一种另类的安宁，让自己的“来生”可以重归顺遂平静。

　　800年转瞬即逝，昔日曾跪拜在佛前的信男善女早已化作一捧黄土，无人知晓他们是否等到他们期许的“来生”。

　　唯有那尊听过他们悄悄话，听过岁月喧嚣和杂陈的佛像依旧伫立在原地，渐渐被风沙掩埋，渐渐被人世遗忘，渐渐消失在光阴漫长的河流中，从香火旺盛到寂寥“消失”。

　　之后东汉的楚王刘英率先拜佛，汉桓帝刘志又在皇宫特设祭祀佛陀的浮屠祠，方让这个本不显于世的异域宗教开始慢慢传播盛行。

　　反而新生佛教的某些神奇解读竟恰恰符合当下社会及百姓们的需求，于是他们纷纷转投空门，常常聚在一起讨论佛法，令佛教文化日趋多元。

　　它们的盛行，不仅和统治者对僧侣的支持有关，譬如高僧佛图澄就是在后赵石勒的大力推崇下，于山西广收门徒，弘扬佛法；也和统治者本身对佛教的“痴迷”有一定关联。

　　比如南朝的梁武帝，就曾3次弃皇位而遁入空门，并把佛教视作国教，由此给了佛教大力发展的空间和机会，令佛教传播及佛寺的兴建在华夏地区进入阶段。

　　同时，又有学者从五代一位名叫苏禹圭的文人所写的关于重建开化寺庄严阁的记述里找到“天保末年，凿石通蹊，依山刻像”的字句，认定蒙山大佛开凿正是从天保10年开始。

　　关于大佛的造像类别也有不同猜测。重修大佛时，负责考古的学者根据大佛双手所结禅定印推测它应是倚坐山间的弥勒佛，是以在重修时将其双脚定为结跏趺坐式。

　　史书上有记载，明永乐帝曾在紫金山凿制一块巨大石碑，打算搬运到父亲朱元璋的陵前，以此来彰显父亲的丰功伟绩。

　　那么比明朝更早的北齐生产力水平理应更加低下，他们的统治者及工匠又是怎样倾举国之力将大佛开凿完成的？

　　答案很简单，除却能工巧匠神工鬼斧的技艺外，也和选址有很大干系。蒙山大佛近山顶，是利用陡直崖壁开凿而成的，能够省下运输巨石的辛劳。

　　他们日夜赶工，寒暑不停，流尽汗水，方才让蒙山大佛呈现于世间，成为彼时人们心中地位无比崇高的佛像，旺盛烟火气萦绕西山数百年未散。

　　隋朝文帝杨坚，为保护大佛，特地在山下新建佛阁，并将“开化寺”改作“净明寺”。唐朝几位帝王更是同大佛关系匪浅，对其无比信奉。

　　晋阳是李家的“龙兴之地”，有传闻说，李家父子起兵反隋后，留守故土的李渊曾在参拜蒙山大佛当晚梦到耀眼佛光普照人间，遂将此视作祥瑞预兆，更加坚定起兵决心。

　　回到长安后，帝后专门下令叫给大佛制作一件巨大无比的袈裟，送回晋阳，于万众瞩目下为大佛举行了一场披戴袈裟的仪式。

　　哪怕唐代晚期兴起一阵“灭佛运动”，庇护大佛的佛阁被毁，可袒露风雨中的大佛依然无人破坏，完好伫立山间。

　　北宋淳化初年，开化寺前寺院有释迦如来佛舍利塔2座建成，后寺则在数年后又兴建了杭州天目山祖师禅师塔，俗称“千层塔”。

　　可以说，在华夏朝代迭出的那些年，蒙山大佛及其山脚下的开化寺一直都是统治者及文人百姓心中最神圣所在之一。

　　元初，由忽必烈敕封为国师的僧侣入住开化寺，那是这座久经风雨侵袭的寺庙在史册间的最后一次完整亮相。

　　有学者猜测，蒙山大佛也是在这段时间遭到损坏的，可能佛首被削平，佛手、佛脚及衣服法器均被摧毁，余下佛身于时光长河中慢慢被荒草碎石覆盖。

　　所幸，关于大佛的只言片语仍旧存在于某些流传于世的典籍里，为它的“重见天日”留下一丝线，而今焕然重生：所幸有人依旧记挂着它，费尽心思助它重现天日

　　王剑霓老先生后来告诉旁人，他对蒙山大佛最初的印象源自祖父对他讲过的一句话：“太原西山有大佛”。

　　王剑霓首次冒出“寻找西山大佛”的念头是在解放初期，他被分配到太原南郊文化馆工作后，但由于种种缘故，此次找寻计划夭折。

　　他不由在心里嘀咕：“寺底村附近有很多包含寺字的地名，村民也说大佛那里曾被叫作大岩寺，那么大佛会不会就和这个大肚岩有关？”

　　1983年，王剑霓在国家地名刊物上发表“找到西山大佛遗迹”的相关文章，并将此事上报中央，引发国内考古界及佛教轰动。

　　1994年，寺底村计划开发蒙山大佛旅游项目，可由于种种缘故未能成行，蒙山大佛修复一事暂且搁置。

　　不过那个时候的大佛早就岌岌可危，除了自然不可抗拒的损坏外，村民挖采煤矿实施的爆破亦加速了它的崩塌。

　　随后，有村民提出大佛无佛首着实有碍观瞻，于是寺底村又投资100余万准备修复佛头。可他们低估了佛身损坏程度，差点儿让大佛再造重创。

　　新佛首的形象从云冈石窟和大佛相似的佛像身上得来，符合北齐佛像风格，并经半年努力顺利登场。它重约80余吨，高12米，宽7米左右，得到寺底村村民一致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