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人类发展失衡、生态环境恶化等全球性挑战，需要用绿色发展观、合作观和全球观，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和规则。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年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绿色发展观、合作观和全球观摆在“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的突出位置，持续推进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绿色交通和应对气候变化等绿色发展重点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绿色底色更加亮丽。新征程上，我们需要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是我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延伸，也是共建国家对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追求。

　　高品质生态环境是基础支撑。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与之相关的生物多样性、资源环境、生态系统、绿色能源、气候变化等领域复杂多样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接踵而至。概括而言，全球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世界各国生态系统之间不断地进行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形成休戚相依的生态命运共同体。也就是说，面对日趋复杂严峻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而共建“一带一路”找到了解决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挑战和矛盾的最大公约数，打破了一些国家人为制造的屏障和壁垒，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厚植生态底色、绘就绿色篇章。

　　绿色发展引领是关键环节。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跨越传统发展路径，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构建高质量现代经济体系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因此，在关键环节引领很重要。首先，与多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相比，中国在过去4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对粗放型发展方式所带来的保护和治理环境的紧迫与难度，积累了更多教训和经验。其次，进入新发展阶段，绿色化、低碳化正在融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最后，共建“一带一路”10年形成了互联互通的国际化大流通格局，极大提高了全球绿色经济的连通性和嵌套性，为推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提供了具体可行的实践参考路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共同愿景。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如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促进共建国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合作理念，通过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深化基建、能源、交通、金融、应对气候变化等绿色发展领域的合作，有力推动共建国家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促使共建国家人与自然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寻求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的重要实践平台与载体。

　　10年来，虽然“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但面临的风险挑战依然突出，需要持续推动绿色发展。

　　全面夯实绿色发展合作基础。加强绿色发展合作机制建设是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强大保障。一方面，需要充分发挥中国的绿色领导力，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思想交流、政策对接、信息协同和行动协调，构建更加紧密的绿色发展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形成共建国家立体化互联互通的绿色经济联系。另一方面，需要充分考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资源禀赋条件和产业发展基础差异，共同推进对既有产业的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进行绿色化、低碳化改造。同时，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绿色标准对接，积极引导共建国家嵌入到全球绿色产业链条中，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深入对接，推进重大绿色合作项目落实见效。

　　大力拓展绿色发展合作空间。与共建国家拓展绿色发展合作空间是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一方面，鼓励太阳能发电、风电等企业集群式“走出去”，深化新能源、清洁能源和能源技术装备领域合作，通过多种方式灵活开展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投资合作。另一方面，发挥“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一带一路”可持续城市联盟等合作平台的作用，畅通政策对话和沟通渠道，为共建国家提供适宜的绿色发展解决方案。同时，加强“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建设，积极向共建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数据信息和物资援助，不断提升共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和水平。

　　持续强化绿色发展能力建设。激发共建国家绿色发展内生动力是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一方面，提高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发展的支持力度，通过持续分享绿色低碳产品、技术和绿色发展经验，推动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在共建国家之间快速流通，在流通中实现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另一方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绿色科技合作网络与基地建设，加强“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深圳）示范作用，强化共建国家绿色科技创新能力保障。同时，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推进“一带一路”绿色发展领域新型智库建设，开展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专题培训，加强环境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才跨国互动交流。（丘水林）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总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