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峡河西流去》是作家陈年喜历时两年半创作的一部全新散文集。经过近20年漂泊在外的务工生涯，他携带旅途中的悲欢、离合、生死感悟回到自己的故乡峡河，开启了一段时光绵延的对故乡及文学根源的探寻之旅。

　　在本书自序中，陈年喜写道：“我不过是个写信的人，我以文字歌哭、悲喜，以晨起暮歇的有用无用功为世界，为人们，为看见和看不见的事物写信，又以同样或不同的方式接收来信。我不知道我写出的信你们是否收到，而你们的所有来信，我都认真读过了。”

　　他叫玛旺，据说，这个名字像汉族男人名字中的建华、天明一样广普，寄托着一种美好与兴盛的意思。他是一个牧民，有三十几头牦牛和一百多只羊。这份家当，我不知道在当地算不算有钱人，有钱到什么程度。他有一辆摩托车，劲虎150，黑色的，能跑出百迈的纯进口一代。这在骑马、步行的，以牧为生的高原山地人群里并不多见，它仿佛一件著名的球衣，把他从众多踢球的人里显现出来。

　　我们的认识出于偶然，其实早有必然的成分：我在矿上干活，他放牧牛羊，每天生活在同一片山坡和天空下。他的牦牛喜欢围着我们的工棚打转，拣食厨房丢弃的白菜帮子和别的垃圾。它们更喜欢撕扯工棚的彩条布，一片片撕下来当作美味吃掉。这大概是它们一生里从没见过没吃过的好东西，让它们充满好奇和一尝味道的。而玛旺，他永远躺在山坡上，晒着太阳，眯着眼睛远远看着这些发生。

　　那一天，我因为上夜班，起床很晚，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划过了中天，但光辉仍然有力量。我的裤子怎么也找不见了，睡前它被搭在外面一根晾衣绳上。矿口虽然很浅，但异常潮湿，到处滴水，每天下班身上都是湿的，粉尘和锑矿的金属腥气让它沉重并充满复杂的味道。

　　我看见地上有一只皮带扣，铜质的，无法嚼烂，我认出它正是我的皮带扣。我猜一定是牦牛把我的裤子吃掉了，此时有几头牦牛在棚前优哉游哉。我一怒之下，拿起一根钎杆，冲向它们，它们不敢对抗我手里的铁棍，四散而逃。

　　我当然要乘胜追击，这些畜牧让人恐惧加讨厌很久了。我把它们追上山坡，又从山坡上追下来，追过一条小河。这时候，一辆摩托车风一样停在我面前，一个彪悍的人，骑一辆彪悍的摩托车。他虽然彪悍，却不敢和我动手，我手里的铁家伙连岩石都要退让三分。事情的结果是他答应赔我一条裤子，并请我到镇上喝酒。这样做的原因是，他说我是一条汉子，他抓住我的手使劲摇晃，说：“你们的人里没有汉子，只有你一个。”

　　这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酒，我们从早上喝到中午，又从中午喝到下午，吃掉了两个牦牛头，外加好几个拼盘，其中的刀什哈好吃极了。刀什哈就是羊肚包石头肉。如果不是他的牛羊还在山上，晚上要赶回圈去，我们还不会散场。他骑着摩托车载着我往回赶，就是那辆劲虎。我说：“这不是摩托车，这是一只虎。”他说：“就是就是，我们是打虎的人，你看，它多听话，它被我们打服了。”我们都大笑起来。

　　玛旺有一个哥哥在一个小寺庙里出家当。那个寺庙在一座小山上，山很小，寺庙一点也不著名。寺庙里的也很少，只有三四个人。我不知道他们每天都在干什么，寺里有一个篮球架，单架，可以打半篮的那种。他们每天有一件事就是打篮球，个个身手还不错。玛旺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哥哥还俗。

　　有一回，玛旺让我一起去看他的哥哥，矿山正好没有停工了，我也想看看庙是什么样子，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就跟着去了。路程也不远，我俩骑着摩托车几个小时就到了。一路上，玛旺讲了很多哥哥小时候的事，哥哥小时候是个调皮的少年，喜欢打架，打伤过人也被人打伤过。当地的男孩子有出家的传统，有的人家男孩子多，出家当的好几个，常常还不在一个寺里做事。

　　我问玛旺为什么希望哥哥还俗。他说：“我想出国，牛羊需要人来照管，这可是一份大家当呢，一辈子吃喝都用不完。”我说：“为什么要出国，出哪个国？”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出去看看，这里的山呀水呀人呀都看够了，没有啥好看的了。至于出哪个国，还没有想清楚。”

　　寺庙很小，但很精致，一间主庙，两间偏庙，围墙和寺庙的墙都涂着红色，不知道是一种土质还是一种颜料所致。我到过很多地方，发现年久失修这个词，唯有放在庙是失效的，它们似乎永远庄重、崭新，哪怕是破了，也总是破而不败，像好骨架埋在身体里的人。甘南的太阳除了夜晚，似乎从没被别的东西遮挡过，它照在红墙上，光线变得比照在别处更柔和、饱满。

　　进了门，们在打篮球，同样是大呼小叫，激烈对抗，和所有的球赛场面没什么两样。他们都很年轻，与我想象中的高德大僧相去甚远。他们邀请我和玛旺也加入队伍，这样，正好够正规半篮的人数。

　　不剃光头，留着很短的头发，不像寸头，发型就是头型，个个显得明眸皓齿清清秀秀。我想，在没有推剪的年代，这种头型是怎么做到的呢？

　　打完了球，他们去洗脸，上厕所里方便。玛旺把一个人拉到一个角落里说话，那个人就是他哥哥。他们头顶上有一棵我不知道叫什么的树，枝叶茂盛。天上的光亮星星点点，漏满了他们的身体。玛旺靠在树干上，两人说话，声音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内容。玛旺的哥哥个头要低一些，瘦一些，也要年轻一些，可能是体力活少而晒太阳也少的原因。

　　最后，他们吵了起来，吵得很凶，当然是玛旺更凶。我生怕他们打起来，好在有人过来把他们拉开了。这些人和玛旺彼此熟悉，熟人熟事，也不好说什么。玛旺的哥哥和一个同伴回了上房，他的一个同伴开始做饭。炊烟飘起来，越过房顶，和天空一样蓝。

　　在路上，我问玛旺，两人说了些什么，为什么说不到一块。玛旺说他哥要做一个高僧。我当然不懂得做到什么程度算一个高僧，怎么做到高僧。我也不好说什么，一路无话。不过，想回来，这两人都是好倔强的人啊，各有各的想法，又都坚持不放弃。人有了想法，就难以调和。如果我是其中任何一个，我就放弃想法了。想法有时真害人，也害自己。

　　日子像行云流水，比行云流水还要顺滑，带来的痕迹，又被自己带走了，什么都留下了，又什么也没有留下。时间没有形状，它的形状是看得见的形状的集合。

　　我有时骑了玛旺的摩托车去城里办事，有时骑着车上山顶看看风景，有时载着玛旺，有时我一个人。对摩托车来说，载一个人和载两个人，区别就是多一把油少一把油的事。对我们两个来说，车上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就是话多话少的事。

　　我们打出了一窝锑矿，纯锑条。它们像一堆崭新的铁条，在一个空洞里，莹光闪烁，堆码在一起，错落有致。这是难得的好家伙，有人干了一辈子也没有碰到过。它很值钱，值钱是听说它可以直接当作工艺品，摆放在有钱人的案头，而见者十人九不识，以为无价。而我们眼里的值钱，是它可以当钞票换东西，比如拳头大一疙瘩能换一条“兰州”。

　　我用得到的部分给我和玛旺各换来了一条红“兰州”，给劲虎加满了一箱油。玛旺骑着摩托车，来矿口收购了一阵子锑条，拿到市里贩卖，据说挣了不少钱。我不知道锑条有什么用，只知道用火柴头在条子上划一下就可以起火，百发百中。一窝锑条很快就采完了，日子很快又恢复了旧模样。

　　玛旺的哥哥有时候也回家看看家人，有时候也帮玛旺看一阵子牛羊，依旧穿着宽衣大袖的红袍。他和玛旺在山坡上坐着说话，四周里牛羊吃草、睡觉。他不会骑摩托车，说够了话，玛旺骑着摩托车送他回庙里。

　　有一天早上，我正在睡懒觉，煮饭师傅喊我，说有人找，我说谁呀，他说老藏。我知道是谁了，起来穿衣服。天真正冷了，衣服穿上身像套了一层铁皮，又冰又硬。我伸头看看远处的山头，有雪了。雪线仿佛五线谱，起伏跌宕，高的部分雪厚一些，低处，雪几乎断绝。

　　玛旺说：“我要走了，最后一回来看你。”我没有说话，不知道说什么，就抱了他一下。这是必然的一刻，只是它比我预想的早了一些。他有些伤感，我反而没有感觉，可能是在心里无数次预演、伤感过了。我说：“你等一下，我去请个假。”

　　我们要了三个肉菜，一打啤酒。天冷了，饭店的生意也清冷下来，食客寥寥。我问：“家里都安排好了？”他说：“安排好了。”我说：“哥哥答应了？”他说：“没有，还是要修行。”过了一会儿说，修行就修行吧，修行总比不修行好。我瞎回答，是是，不一定要得正果，但正果路上总要有人。我问牛羊呢？他说大部分卖了。

　　酒喝结束了，天也黑了，我们都醉了。玛旺说：“这一回你带着我，也练练手。”我说行。天空下起了雪，这是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我说的是低处的平洼地带，在高山上，不知道下了多少场了。路上，他说：“你手艺长进了。”我知道他说的是驾驶技术。我说都是这车给练出来的。他说：“正好，它以后就是你的了，本来有人要买，但我不卖，给你留着，你也用得上。”男人活得难，得有一些东西帮你活下去。

　　我把玛旺送回了家，直接把车骑回了矿上。给他钱，他怎么也不要，我也知道他不会收，但我实在也没有别的东西回赠，对他来说，可能也不需要回赠。

　　一个月后，我们放假了，我把摩托车骑回了家。从陇右翻秦岭到了天水，经宝鸡过西安，一直骑到了峡河，昼伏夜行，用了五天。那时候，我还没有驾驶证，也还不会使用高德导航，走了很多冤枉路。这辆摩托车真是个称职的家伙，再冷再难，都没有把我丢在路上。

　　关于玛旺后来的情况，我约略知道的梗概如下：他先去了尼泊尔，待了一年，又去了印度，学习了英语，后来去了欧洲，给人当导游。现在还在当导游，当然是大导游了。他喜欢当导游，年轻的时候，给牛羊当导游，成年长大了，给人们当导游。他最成功的，是给自己当导游。而我们，一辈子被别人导游着，往哪里走，往哪里看，身不由己。

　　也是一个冬天，我和弟弟骑一辆摩托车去朱阳。朱阳小秦岭金矿，近水楼台，是村里年轻人最重要的打工地。我至今不清楚，为什么我们总是年年在天寒地冻的时间出行打工，想了几回，得出的答案是，春天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冬天要为春天做铺垫，做储备。对一些有朝无夕的人来说，他们身上充满了小动物缺少安全感的相似属性。

　　车过石门、吊蓬、灵口、犁泥河、小河，最后到达杨寨峪金矿坑口。天真冷，我们一路把衣领翻起来，遮挡风寒。我俩有一双胶皮手套，那是矿山上使用剩下的防护手套，我俩一路轮换着骑行，轮换着使用。冬天没有风景，只有呼呼的风声伴着发动机的轰鸣声一路前行。在翻越西沟岭时，我们把路边的野棉花采摘下来，垫在鞋底，浑身立刻暖和多了。余下的野棉花，被我们带到矿山，做了枕头芯。

　　那真是世界上最漂亮的野棉花啊。它无边无涯，开满了路旁和山坡，不分地界，同仇敌忾，从陕西翻山越岭，开到河南。打工生涯里，我见过数不清的野棉花，在北疆，在青海，在风沙漫天的毛乌素边缘，夏天它们是花，秋天它们是棉，但西沟岭上的野棉花，是最壮观的、最温暖的。那次之后，我再没有见过如此野性、如此浩荡又如此让人不能释怀的野棉花。

　　在杨寨九坑，我们一直干到第二年二月。我们的摩托车和工友的摩托车都停放在矿口专门划出的一片空地上，乌泱泱没有边际。一些车上面落了厚厚一层灰尘，一些干干净净的，前者的主人已经在这里工作很久了，后者无疑初来乍到。那些多年无人认领的摩托车，被风吹雨打，锈迹覆盖了面目，轮胎化作腐物，塌陷在地上。它们的主人被死亡认领走了，人车永远两隔。

　　矿道有九千米深，山体南北成通途。有时候等不到洞里通勤的矿车，有时上班快迟到了，我俩就骑上摩托车进洞去，直奔工作面。头顶一条三百八十伏的高压线，不见尽头，碰上就得“领盒饭”。我俩趴下身子，一路狂奔，为的是夜短梦少一些。收获是，我们上下班路途上的时间大大缩短，我们比伙伴们多了更多的休息时间。当然，危险也无处不在，有太多事故和故事。有一次，两个工友骑摩托车上班，中途碰上矿车出来，双方狭路相逢避无可避，两个人就连摩托车一块贴在石壁上躲避。在交会的一瞬，一个矿斗脱了销，翻斗倾倒过来，两人万幸只受了点轻伤，摩托车没那么幸运，拖拽一路，火花四溅，成了废铁。

　　过了春节，弟弟开始咳嗽，开始以为是感。